对《恶辛》一文的质疑

夏伟田

近日闲暇，偶然翻阅王小运先生赠送我的《朝歌古都学会会刊》，突然眼前一亮，被郭长敏先生写的《谈谈殷商文化的弘扬、研究与宣传问题》吸引住了。当读到“恰好，最近汲县（卫辉市）传来惊天喜讯：一批周代竹简从墓冢破土面世。这次共出土竹简1024片，包裹在一些似是涂有粟面和油的麻布之中，其中有周公旦与卫国开国君主姬封（康叔）的私下聊天记录，题目为《恶辛》 ……”

《恶辛》原文难懂，但主要内容是周公姬旦对将要赴殷商古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任卫国国君的小弟康叔姬封的一番叮嘱，其大意是说：殷辛（帝辛、纣王）是个有功的人，我们在牧野大战之前是预先和大商国的内奸谋划好的，战场上殷辛（帝辛、纣王）的反对派倒戈一击，殷辛（帝辛、纣王）失去了江山，我们西方来的小周国顺应天命取得大胜。但是你姬封到朝歌去，要想维护安定局势，防止殷商遗民反叛，就要打好一场舆论战，千万不能宣传殷辛（帝辛、纣王）的丰功伟绩，要大肆丑化帝辛，毁坏帝辛的名誉，败坏帝辛的形象，要反复宣传，长期宣传，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功作罪宣，帝辛已经人死口闭，不会争辩。这样做就能激起百姓的公愤，把我们周人扮成救世主，百姓就会痛恨殷人，痛恨商朝。我们才能江山永固。

真是“惊天喜讯，”算是当代“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彻底改写周武王，周公的历史形象，“可恶的帝辛（殷纣王）冤案数千年后可以昭雪了。”

我立即与郭先生取得联系，迫不及待的询问《恶辛》一文的来源。郭先生告诉我是从秋雨先生（实名李斌）处获《恶辛》一文，并告知了秋雨先生的联系方式。我给秋雨先生打电话，不接听，给秋雨先生发信息，不回复。无奈，我只好先从网上查阅一下秋雨先生的一些儿信息。一查，不得了，秋雨先生果然是大家，发表的文章（微博）目录一长串，著作等身，我心中产生了对秋雨先生的敬意。在其目录中，找到了《汲塚发现周公与姬封私谈记录〈恶辛〉》一文。

我为帝辛（纣王）平反而查阅资料数载，今获《恶辛》一文，若刘备之获荆州一样兴奋异常，至宝啊！

谁知，看过《汲塚发现周公与姬封私谈记录〈恶辛〉》一文后，我便怀疑了其真实性，提出以下质疑：

一、秋雨先生所说的“淇河卫地汲冢”于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出土过“汲冢书”（《竹书纪年》），汲冢就在近在咫尺的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园镇娘娘庙村南，墓冢早已回填，难觅痕迹，至今没有听说有新的挖掘考古发现。

如此考古重大发现，为什么不见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的评论及研究成果？也不见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李伯谦教授的观察鉴定。李老可是河南省郑州市人啊，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猛地很。如果说现代对战国竹简有研究的名人刘国忠也没有对《恶辛》竹简发声，那就悬乎了。秋雨先生文中提到的“从事商周人文历史研究近百年的著名教授孟言语”经搜索不得其信息，如此资深专家，竟然在网上搜索不到，让人怀疑如此高寿的“孟言语”教授为虚构。

二、秋雨先生在文中说《恶辛》是周公姬旦与卫国开国君主姬封的私下聊天记录，那么这次谈话应该发生在周武王死后三年。周武王死于公元前1043年，不久三监叛乱，帝辛（纣王）的儿子禄父武庚想趁机复国，东方的徐、奄、淮邑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方国也纷纷起来响应。周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周公姬旦率师东征，历经三年苦战，才讨平叛乱，镇压了禄父武庚的复国运动，基本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周公旦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封其小弟康叔姬封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朝歌，以管理朝歌的商朝遗民。临行前，周公姬旦对年少的弟弟康叔姬封进行了多次谈话，反复告诫、叮咛康叔姬封如何管理朝歌的商朝遗民。由此推断，《恶辛》应该为此时谈话记录，为何周公此时的嘱言《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得以传世，而独不见《恶辛》，如果是密室私聊，又反复叮嘱谈话内容不准外泄，那么又是谁记录下来或传给后人呢，又是谁写在了竹简上了呢？这还是密谈吗。如果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将《恶辛》竹简埋进了魏王墓冢里，为何西晋年间汲郡（今卫辉市）盗墓贼不准（音读“否标”）没有挖出来呢？1700多年后又是谁突发奇想，把汲冢再挖一遍，又获竹简1024片呢？胡悠人吧。

四、细读《恶辛》一文后，有拼凑成文的感觉。

原文为：

王欲去天，曰：“乃穆考肇国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殷辛恶比夏桀，乃惑天下妄言，妄加治罪商辛，激变庶邦庶士，牧野倒戈，乃内外预谋，顺天命大胜。殷辛湎于酒，罔非酒惟行，民用大乱丧德，天降威，肇我民，辛毙命。辛实有功，勿宣，厥功化罪，传万代。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厥治罪商辛，恶其名万古，生有无中，功作罪宣，厥我民公愤，赐我无忧前世反复。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恨殷，山河永固。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勿忘诽殷辛，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殷辛，殷辛天时当灭，谓桀、纣末世，败德祸庶邦庶士，魂去口闭，厥继世者攻陷，为固江山，为大德害小德，天可恕饶，无忧心，后世厥接踵仿效。临行去天，与封密语，勿外泄。”

王曰：“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令众歌殷辛功德，殷故地。慎行防变，万保无虞。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遗臭万载前殷，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随殷，我先王遍告天下，宣殷辛劣迹，妄加罚罪，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今惟殷坠厥命，虽我阴谋牧野，巧借天时，殷灭我兴，继者谨慎，如履薄冰，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蹈殷辛覆辙欤？厥或诰曰：‘恶殷辛。’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可重用，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恶殷辛。”

如果您读过《周书·酒诰》，就可以看出来《恶辛》一文的问题，可以说《恶辛》一文是秋雨先生在《周书·酒诰》里塞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糅合而成的，根本不屑“后续的研究工作，工程浩大，有实力的大学和社科研究机构为此需要招收大约50000名硕士生，近千名博士生，数百名博士后，耗时少说也得半个世纪。”秋雨先生借虚构的著名教授孟言语名誉，又在撒一个弥天大谎。

据查，西晋时发现的汲冢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约有40字，以此推断，同在汲冢发现的1024片竹简应该有4万余字，为何秋雨先生的《恶辛》才区区700字左右?平均每片竹简还不到一个字，令人难以置信。

再看看近年的重大考古研究事例，2007年7月15日赵国伟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的“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的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专家组成员只有11名，仅用3个月就有了鉴定结论，不久，研究成果就公布于世。且后续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报端。

说实在的，我对秋雨先生看待帝辛（纣王）的观点是赞同的。帝辛（纣王）的“罪恶”是周人夸大缺点并诬陷丑化的结果，是添枝加叶层集叠加的结果。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澄清这些问题，讴歌英雄，重塑帝辛形象。但我对秋雨先生这种以“考古发现”佐证自己的观点的方法是不敢恭维的。

或许周公姬旦真对康叔姬封说过“恶辛”的话，但不会有《恶辛》这样的密谈记录。

2014年7月1日写于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