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城里外来人（一）
外来人的多少，是一个地方繁荣与否的标志。说到豫北平原的古城朝歌，其外来人的倩影，在我的视线中是愈晃愈大了。他们的影子几乎要包裹住古城原有的古韵、淳朴，而饰以五光十色的美丽。
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城朝歌以两道南北长六华里，东西长四华里的街道摆放着。大多是明清建筑。那个年代，在我这样的学生眼里，当时的外来人给了我们许多刺激和甜蜜。
就在我家，常有一位山东来的糖人货郎老陈来做客。老陈没有山东大汉的魁梧，而是中等个子，瘦瘦的，满脸皱纹，60多岁年纪。他也没有山东人的粗犷，说话好像底气不足，有些沙哑，但脸上总是和蔼可亲，笑容可掬。
老陈特爱抽旱烟，也嗜酒。只要一到我们家，总会给他的老朋友——我的爷爷，带来点儿兔肉和散酒。两个人边搭话边酩酒夹菜。父亲当时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虽然是有名的铁匠，也是方圆左近的头把勺，常常上红白事，但从不吃酒。老陈来了，父亲只是侍侯他几袋旱烟。
我们几个小兄妹非常欢迎他。因为他来了，我们总能开一开洋荤——吃到他带的兔肉，还能吃到很多小朋友吃不起的糖人。老陈的货郎担，主要吹糖人，会很巧妙地吹出各种怪模怪样的小老鼠、小公鸡、小人儿、小鱼儿、小猴子等等，在我们朝歌镇也算是名人呢。
他的糖人多半卖不到钱，那个时候，人人家里都没有什么多余的钱钞。所以他只能用糖人换粮食，谁家的孩子闹着要糖人了，他就越发起劲喊“换糖人罗……”。还别看他嗓子哑，但这一声喊却能听出好远呢。于是那些妇女孩子禁不住诱惑，很快就围拢一圈儿。有用玉米换的，有用小麦换的，极少有人用花生、芝麻、鸡蛋来换，当时这些东西全是很紧俏的，但只要有，我们家就有热闹了。因为他每天都要到我们家住下，那些金贵的花生、芝麻、鸡蛋，他一律给了妈妈，让我们吃得欢欢喜喜。
那个年代，满城的生意人屈指可数，老陈做生意却并不仗着独行生意乱来。他不只是对我们家好，无论对谁都有怀着仁慈，换糖人从来都是多给，这样的好人自然受到妇女小孩儿的热烈欢迎了。
他每年的夏收、秋收之后和春节期间三次来淇县，因为只有这些时候，人们才会拿粮食换他的糖人。在那个年代，老陈就是我们这些小少年眼中最鲜活最能带来话题的人物了。
二
这样鲜活的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人物，还有不少。有一个很会种西瓜的瓜匠，不知何方人氏，是个干瘦的大个子，当时有四十多岁，好像人们叫他老冯来着，一口令人难懂的外省话。
老冯是生产队请来的瓜匠。他管理的瓜园，有几十亩大。他技术好、责任心强，瓜园里往往长满了喜人的西瓜。这给我们这群馋猫提供了偷瓜的良机。西瓜才五六成熟，我们就去软磨硬泡，要他摘几个来偿偿，还美其名曰：看看你种的瓜甜不甜。他总是冲着看瓜的社员笑一笑，然后社员们就一通骂，把我们轰走。我们怎会死心呢，于是合计着，每每中午、晚上，趁老冯和看瓜的睡了，急忙钻进地里，三下五除二抱起几个就跑，然后躲进林子里或者桥洞下，不管生熟胡乱吃了起来。
那个时候，朝歌城里还总有一些别样的外来人。他们在街面上摆摊子杂耍、玩魔术、玩猴子、练气功、弄金枪刺喉、唱河南坠子……。
那时候朝歌城里的外来人，最有身份地位的要数砖瓦窑匠了。他们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镇子上第一批薪金最高的人，每烧一窑砖大约付给他们500元，一个月烧两窑没问题，一般是三个师傅合作，平均一个人每月300多元呢。要知道当时一个县处级干部也只有36元的工资。他们被各家窑主奉若神明，其地位不亚于现今的大科学家、大教授。因为他们可以很快把穷得丁当响的农户变成万元户。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就意味着当今的一方首富了。
但这些人是不常住的，只是偶尔给小镇静谧的水面投入一颗石子，在少年心上荡起几圈涟漪，然后无影无踪。也好像朝歌古城春节、元宵节和办婚事的时候，人们燃放的三眼铳和两响炮，给人们带来几分骚动、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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