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基，字立业，号老立，淇县大石岩村大春花人，生于清朝同治三年，卒于一九五0年，享年八十五岁。他医术精到，学识渊博，轻财重义，在淇县、卫辉一带声望很高，民间曾流传:“王老立，上知天，下知地，知人生，知人死。”
王树基祖籍卫辉市薛白庄村，因家境贫寒，清朝中叶，祖先迁至淇县大春花村。在大春花落户后，全家辛勤劳作，耕田牧畜，家道渐渐殷实。王树基七八岁时，上了私塾，聪敏勤奋，学业优异，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十六岁即取得秀才资格。二十岁时，逢大试，就在准备动身赴考时，遭遇妻子病重去世，人死为大，只好放弃考试。妻子生病、办丧事，花费颇大，父母也上了年纪，需要赡养，为了生计，他放弃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当上私塾先生，先后在本县小滹沱村、大洼村，卫辉市的龙卧村、正面村、罗圈村等地教书。他满腹学问，对学生要求严格，所教学生多学有所成，深得家长、学生赞誉。
清朝末年，淇县旱、涝、虫等自然灾害不断，米麦价格暴涨，瘟疫肆虐，全县百姓死亡过半。目睹父老乡亲饿死病死，王树基立志学医，救苍生于水火。当时，他已经年过三十，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家人劝他好好教书，不要学医，但是，无法阻止他学医决心。他找来大量的中医著作，教书之余，废寝忘食，苦心研读，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几十本，对《本草纲目》等中医经典书籍，更是熟读成诵。遇到疑难问题，他决不放过，常常跑很远的路，向医术高明的医生请教。经过十年刻苦学习，他掌握了深厚的中医理论，学会了望、闻、问、切，四十岁时，他辞去私塾先生，开始行医。
行医初始，人们对他还不大信任，前来看病的人不多，他就对家乡的病人免费诊治，让病人自采草药服用，竟然药到病除，就连一些身患顽疾的病人，经他医治，病情也马上好转，于是，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王树基出名后，淇县县城有多家药堂高薪聘请他去当坐诊医生，他均婉言谢绝。他坚守深山，固守清贫，为山里乡亲开药治病，解除痛苦。当时，县城里有一家大药堂，老板叫王伯禹，医道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谦虚，常到山里与王树基探讨医术，切磋技艺，王树基下山进城买药材，也顺便到大药堂找王伯禹谈医论道，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王伯禹看重王树基的医术与人品，三番五次邀请他出山。碍于交情，王树基离开了家乡，来到县城大药堂当上坐诊医生。
他到县城大药堂坐诊，对人热情，说话和气，病人至上，有时，正吃着饭，病人来了，他马上放下饭碗，先给病人看病，处置好病人，才重新端起饭碗吃饭；黑更半夜，觉睡得正香，病号上门，他立即起身看病，看完病再重新入睡。对无法来药堂诊治的病人，他还经常登门诊治，县城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他匆匆的身影。他没有架子，对病人一视同仁，有钱人用大马车、黄包车接他出诊，他去；没钱人没有车马，请他出诊，他也不推辞，步行去。
一九三七年，日本进驻淇县县城，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王树基不愿意看到日本人，于是，毅然决然离开条件优越，报酬丰厚的大药堂，重回山里老家行医。当时，县城许多头面人物想方设法挽留他，哪里挽留得住，惋惜之余，人们制作了一块檀木大匾赠送他，以表达对他精湛医术、高尚医德的褒扬与敬仰。檀木匾长两米、宽一点五米，上镌刻“心存济世”四个大字。人们还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赠匾仪式，大匾上挂着红丝绸，用大马车拉着，几十位赠匾人跟随马车，步行几十里山路，一进他的家乡大春花村，赠匾人就敲响锣鼓，点燃鞭炮，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动地，本村的、邻村的百姓举家出动，围着看热闹。
关于王树基精湛独到的医术，至今仍尚有流传。据说，他不用品脉，只需看一眼病人的脸色、走路的姿势，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病情，甚至能说出病人发病的地点、时间。有一个病人，每到秋后就茶饭不思，心如石坠，四肢无力，患病十多年，四处求医，吃药无数，毫无效果。一天，他找到王树基，王树基随口说出，你的病始于十年前的秋天，那天，你到地里刨红薯，空腹暴食霜降生红薯，落下了这个病。病人回忆了一会儿，连连点头说对。王树基给他开了药方，抓了几副汤药，嘱咐病人回家煎服。几副药吃完，病人顽疾根除，饭量大增，脸上泛出红光。
一次，王树基出诊，走到半路，遇到一位下地的孕妇，他停下来，劝孕妇说，这位大嫂，不要下地了，赶快回家吧，孩子到时辰了。这位孕妇半信半疑，回到家，感觉肚疼，家人赶忙叫来接生婆，孩子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非常感激，要不是王树基提醒，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卫辉有个财主派人抬着八抬大轿来到大春花村，请王树基为他妻子看病。王树基听了病情介绍，就推脱说有事去不了。财主拎出钱袋，说：“咱不怕花钱，你要多少钱，开个数！”王树基说：“不是钱的事。”财主说：“治好治不好，你坐轿去看一眼。”王树基说：“我说话不好听，只看生，不看死。”财主一听这话，正想发火，忽然看见家人跑来，催他赶快回家办丧事，原来，病人已经离世了。这时，财主火气消了，赶忙给王树基赔礼道歉。
高村有个乡绅，赶着大马车来到大春花，请王树基去给父亲看病。他赶到高村，只见病人的家属满脸戚色，正忙着准备后事。他径直来到病人前面，只见病人面如死灰，双目塌陷。他侧身弯腰靠近病人，细听，病人喉咙里有细微的呼噜声。他站起身子，告诉家属，赶快找根鸡毛。家属到鸡窝边找了一根鸡毛，递到他手里。他打开药箱，拿出一只小药葫芦，用鸡毛沾了一点药面，敲开病人的嘴，把鸡毛轻轻探到病人的喉咙里，旋转几圈，然后，叫家属把病人抬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在屋里正三圈，倒三圈走。走了几圈后，病人突然大咳一声，吐出一口核桃大小的稠痰，王树基说好了，让家属把病人放到床上，病人忽然喊着喝水饭吃。王树基开了汤药，让病人调理，几天后，病人痊愈。为了感谢王树基的救命之恩，乡绅拿了一摞银元来谢他，他只要了一块银元。
对没钱看病的人家，王树基从不拒之门外。青羊口村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个精神病儿子，犯病时，不顾羞耻，骂人打人，但因家里无钱医治，病人越来越重，走投无路。一天，他们领着病儿子找到王树基。他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非常同情，就把病人收留下了，不光吃饭住宿不要钱，药费也分文不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们儿子的病好了，这家人感激涕零。
王树基学医精益求精，即使成了名医，仍然苦读药书。每年年底，他都会独处幽室，用上几天时间，将一年所学药书主要内容，完整地背诵一遍，以加深记忆。由于常年劳顿，他积劳成疾，七十一岁时，不幸患上眼疾，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后，他曾吟诗感慨：“言听视动四十年，济世活人心胆寒。七十一岁生目患，火入肝经把日埋。”眼睛失明以后，找他看病的仍络绎不绝。他眼睛看不见，就靠着两只耳朵听，一听病人脚步声、说话声、呼吸声，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病情。因眼睛失明无法开处方，由孙子代笔，处方开好后，要求孙子念给他听，确保没有舛误纰漏。遇到孙子不会写的药名，他就告诉孙子，这个药名在哪本书，哪几页，哪几行，孙子去查找，竟然毫厘不爽。
一九四三年八月，淇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刘哲民得了重病，生命垂危。当时，抗日政府设在黄洞乡胡桃泉村，距离大春花有三十多里，崇山峻岭阻隔，道路不通。王树基得到消息后，赶忙让人绑起椅子，找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抬着他，带上孙子，一路翻山越岭，千辛万苦，赶到了胡桃泉。来到这里，他顾不上休息，赶忙来到刘哲民跟前，仔细把脉，询问病情，诊断为伤寒症。伤寒是一种传染病，极难治疗，随时有生命危险。王树基口授秘方，孙子代笔开出药方。有些药非常稀缺，他们就通过关系四处寻找。药凑齐后，爷孙俩守着刘哲民，精心治疗，历经半个月后，才把刘哲民的病治好。事后，刘哲民感激地说：“王老立老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刘哲民对王树基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贵阳专署专员、省工程厅厅长、国家水里部基本建设总局局长、水电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等职，百忙之中，他不忘关心王树基的家人，多次询问他们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困难。王树基在给刘哲民治病期间，还多次为抗日政府战士治伤看病，为抗日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王树基除医术精湛外，还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字体端庄流畅，有颜、柳风格。他曾为灵山寺撰写碑文，可惜后来遗失。王家祖坟里，其叔父墓碑，由他书写，碑文三百余字，字体端庄遒劲。
他对后人管教严格，要求后人勤于耕读，珍惜光阴，不误学时，贫莫失志，富不恃腔，宽和待人，孝敬父母，钟爱兄弟，重教子孙。鉴于他家教严格，后人多成才，医术代代相传,后人王增文、王金铭、王治安等均为中医。
而今，大春花村尚保存有王树基开过的诊所，但因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在其后人王治安开设的诊所里，还珍藏着当年人们赠送王树基的“心存济世”檀木大匾，以及他使用过的药橱三组，药杵一个。王树基的遗像保存于朝歌街道办后张近村后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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