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刚背上书包上小学那阵子，在俺心目中学雷锋是一桩特神圣的事情。

雷锋叔叔太伟大了。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他好事做了一火车，因为他被编进了歌里到处传唱。

那时候，俺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但在小人书里我见过，那么长的一个大家伙，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好事才能装满。

像雷锋叔叔那样把好事装满一列火车的奢望俺没有，但在老师的倡导下，俺很快加入了做好事的竞赛。

所谓竞赛，就是在班里的同学间比比谁做的好事多。

每天一大早，那位当时叫王洪文、揪出“四人帮”后又改名王红文的班主任老师，一本正经地拿出好人好事登记薄，挨个问同学们都做了啥好事。

“我放学后帮张大娘抬水啦。”

“我晚饭后帮李大爷喂牲口啦。”

“我在放学的路上拾到一支铅笔头。”

“我在生产队的拖拉机旁捡到了一颗螺丝钉。”

同学们生怕在学雷锋做好事中落后，煞有介事地争相汇报。

现在看来，有些事情是真的，有些事情是假的，反正都是一份童真，都是一颗向善的赤子之心，班主任王洪文后来叫王红文的那个人也不细究，都照着写着本上，去向校长汇报了。

渐渐地，做好事的花样都快穷尽了，也就难免出现些重复。但总是重复，也就会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按照班里同学们的说法，生产队的拖拉机一个月下来要掉几十颗螺丝钉，好像那么大个儿的一个铁家伙不是用来耕作的，倒是专门生产螺丝钉供同学们去捡的。

先叫王洪文后来又叫王红文的那位班主任果然有计谋，规定今后凡是捡到东西的好事在口头上报的同时还要把东西悉数上缴。

这项规定一下来，可难坏了同学们。同样是做好事，整天说自己搀扶了一把老奶奶、帮老大娘抬了水、帮老大爷喂了牲口总算不上货真价实，总得交上一点儿东西才更光荣些。

于是，聪明的同学们开始行动了。有的从自家农具上卸下来螺丝钉谎称是生产队拖拉机上掉下来的，有的偷了自家鸡窝里的鸡蛋到供销社的代销点上换成硬币称是从路上拾到的。搞得好几个家长都到学校上门来对孩子们吃里扒外的行径大加鞭挞。

人在江湖，也得随了江湖的规矩。但俺家农具上的螺丝钉俺没有本事卸下来，鸡窝的鸡蛋俺奶奶又看得紧，好些天俺都在拾到东西的好人好事上交了白卷。长此以往，俺这个红小兵还能当下去吗？

俺急呀，急得满头大汗。终于想到一个好主意，就把俺家里的骨头、废纸等破烂偷偷地收拾了一下，到供销社的代销点卖了，换得的几毛钱都换成了硬币。

此后，隔三差五，俺都要向班主任王老师交上一分、二分或者五分俺在路边拾到的钱。

俺想，那个班主任王洪文老师，后来极其聪明地改名为王红文，他的智商不算低呀。他完全可以猜想到，一条里把地儿的山路上，根本不会有人这么频繁地丢硬币。因为那个时候一个鸡蛋也才几分钱，人们对硬币的漠视程度还远没有现如今这么高。

为啥王洪文后来叫王红文老师一直不当面揭穿我们这些小儿科般的把戏？当时俺百思不得其解。现如今琢磨起来，俺感到，一个人说着谎去做好事，总比说着谎去做坏事强。为了能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火车好事，耍点儿小聪明巧做好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本人单位：河南省淇县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