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魏汉是位烈士，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住剥了皮投进了淇河，连个囫囵尸首都没落下。姥爷去世后，我姥姥带着我母亲和我姨母改嫁给了本村的秦家。为此，我姥爷的弟弟也就是我二姥爷魏柱如鲠在喉，一辈子都愤愤不平，好像我姥姥是带着魏家的宝贝嫁了人。其实，说到底还是财产上闹出的别扭，我姥爷的几间瓦房被我二姥爷魏柱占着，死活不给俺姥姥。碰巧我母亲是个认真的主儿，自恃是党员又是烈士之女，要坚持向他叔叔讨个说法。可能是因此惹恼了我二姥爷魏柱，恨屋及乌，打记事起我都没有见到过二姥爷魏柱的好脸。
抛开亲戚不说，我二姥爷家跟我家共用一个院子，一个大门进进出出，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该因为是近邻而关系亲近些。那个院子过去是地主家的，解放后分给我们两家。东屋是俺家的，西屋是我二姥爷魏柱家的。进了大门，院子中间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路东属于俺家，路西属于二姥爷魏柱家。二姥爷魏柱家那边有两棵大梨树，春来满树白花，秋至一树梨果，煞是喜人。我眼巴巴地看着梨果由小变大，但从来都没有吃过一口，即使二姥爷魏柱摘梨的时候遇到了我，也从来没有拿出半个梨来给我尝尝。所以，我对这个不讲亲情的二姥爷没啥好印象，记得他总是牛逼哄哄的神态，圪蹴着吃饭，玉米面做的窝头能吃好几个，说话很强势，仿佛他是全村首富似的。
听大人们说，二姥爷魏柱跟我姥爷魏汉一样，都参加过革命的队伍，只是二姥爷魏柱比我姥爷魏汉运气好，没有被国民党的队伍逮住而已。非但如此，二姥爷魏柱还参加过处决土匪头子申启太。申启太是解放前淇县有名的土匪，盘踞在朝歌寨那座高山上，易守难攻，经常绑了大户人家的儿女索要赎金，不交者格杀勿论，犯下了不小的血债。二姥爷魏柱一辈子都对申启太很佩服，说人家被押往刑场的路上高唱戏曲，神情镇定，最后时刻还满不在乎地说：“开枪吧，再过二十年俺又是一条好汉。”我想申启太如果是位共产党员，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
二姥爷魏柱参加枪毙过土匪申启太，对于这个辉煌的经历他总是喜欢提起。每到农闲时分，乡亲们围在一起拉家常，他常常不经提问就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这段“革命史”，好像视死如归的不是人家申启太，而是他魏柱似的。虽然我心里有些烦这位二姥爷，但对他的勤劳还是蛮佩服的。改革开放后，村里包产到户，大牲畜也都分了。二姥爷魏柱抓住机遇，连繁殖带购买，三五年间就拥有了十四条黄牛，条条膘肥体壮，着实令人眼馋。当时物价并不虚，但这十四条黄牛少说也要值几千块钱。二姥爷魏柱经常得意洋洋地赶着牛群去放牛，估计神气劲儿一点儿也不比当年押着申启太差。放牛之余，他还割荆条、割柴火，一大捆一大捆地往家里扛。荆条被他趁黄昏编成了篓子换成钱，柴火供着全家人烧饭取暖用，时常还积压小山似的的一大堆。再加上我二姥爷的儿子是电工，一家老少收入不菲，家底儿十分殷实，是村里人羡慕嫉妒恨的富裕户。
二姥爷魏柱的孙子小我一岁。作为表兄弟，我跟他经常在一起玩耍，他曾悄悄地告诉我，他家有八千块存款。我的天呀，八千块！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呀。但从二姥爷魏柱一家的吃穿来看，表弟显然像是在吹牛。论住，他家还有一间草房；论穿，他家的人除了过年也没有置办过新衣服；论吃，他家经常蒸玉米面窝头，还往稀饭里煮红薯干。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二姥爷此等做派是怕露富，还有人说他极其节俭，屙出一个豆儿也要涮涮再吞下。现在看来，这哪叫节俭呀？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版的葛朗台，说穿了就是一个吝啬鬼罢了。
也许是出于对我二姥爷魏柱殷实家境的嫉妒，村里有人说我二姥爷年轻的时候算过卦，说他是“早上攒晚上攒，临死留个青竹竿”。但这个传说还真的应验了。二姥爷的孙子有点儿捣蛋，到婚龄后订婚悔婚反复了多次，睡过的姑娘也难以数过来，每次都是家里出钱给买了平安。再厚实的家底儿，也经不住他如此折腾，存折上的钱取了一回又一回，家里的牛卖了一条又一条，最终家道中落，等我二姥爷魏柱得了食道癌躺倒的时候，家里已经没钱送他去医院治疗了。一次，我母亲拿着我捎到家里的牛肉罐头去看他叔叔魏柱，魏柱当场让家人打开切了块儿送他嘴里尝了尝，连声叫好吃，还说：“我放了一辈子牛，没有吃过牛肉，没想到这牛肉真他奶奶的香。等我的病好了，我要买上一大摞，好好过过瘾。”
可是，死神并没有给我二姥爷魏柱过吃牛肉瘾的机会。第二年开春，二姥爷魏柱就撒手西归了，享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