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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史钩沉 - 怪才御史孙徵兰(新)
怪才御史孙徵兰(新)
 
作者:燕昭安   加入时间:2013-12-14 10:55:48  点击:2687

 怪才御史孙徵兰

燕昭安

 

在朝歌的老百姓中,流传了许多关于“孙老官”和“高老官”

的故事,其中的“孙老官”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是

朝歌的南阳村人。孙徵兰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曾在京城当行

人司行人,当过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留下了一千多首诗,还

对弘扬家乡朝歌的历史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除了商纣王等商朝时期的历史人物以外,明清时期的人物,在朝歌民间知名度最高的有两个,一个是孙徵兰,一个是高遐昌,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孙老官、高老官。这俩人在朝歌老百姓中很有人缘,家喻户晓。人们常常把他们连在一起。第一,两个人几乎出生于同一个地方,孙老官是南阳村人,高老官是北阳村人,南阳和北阳两个村子紧挨着,这村看得见那村的房子,鸡犬之声相闻。第二,两人几乎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孙徵兰是明代末期人,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高遐昌是清朝初期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中进士。第三,两个人都做过高官,孙徵兰当过监察御史、四川布政使司参政;高遐昌在京城当过刑部主事、户部郎中、闻内府兵科事中兼提督九门步军统领;第四,两人还都对家乡朝歌感情深厚,晚年告老还乡,在朝歌城乡研究传统文化,修复文物古迹,在多处山水名胜留下了痕迹。

孙徵兰出道不算早,他考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七岁。但是他脑子活,学问功底厚,又写得一手好字,中了进士,就被留在京城。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任行人司行人。行人这个职务官阶不高,但是很吃香。行人管皇帝和各官府之间传递公文,凡是皇上书,册封宗室抚谕四方,招聘贤才,这些文书就由行人传递,各种活动需要他们具体操办。所以,“行人”虽然是个“跑腿儿”的,但是在皇宫和各府衙吃得开,门路广,有实权。运气好的,还可以直接接触皇上。所以每到大比之年,考中进士的,谁能留在京城做行人,是很荣耀的事情。

孙徵兰考中进士,还进了行人司,老家朝歌的老百姓都争相传颂。老百姓都说孙徵兰在皇上那里当了“转本御史”,意思是当了皇帝的“秘书长”,百官们的奏折,都得经过他,才能转到皇上那里去。

孙徵兰三十多岁以前在老家,接触底层社会多,了解民间的疾苦,接地气,所以他比较刚正,看不惯作威作福的人。据说当年崇祯皇帝的老丈人,西宫娘娘的父亲犯上作乱,着乱世密谋篡位。朝中大臣看穿了这个老国丈的野心,但是谁也不敢崇祯皇帝那里告状。后来推举了刚正不阿的孙徵兰。孙徵兰趁了个机会了一本。皇上看到国丈触犯了众怒,下决心批准除掉这个国丈。到了开斩的这天,有人报信说,西宫娘娘正在哭哭啼啼求情。大臣们担心再出什么变故,都建议孙徵兰提前行刑孙老官采纳建议,不到午时三刻提前把老国丈给斩了。当西宫娘娘赶到刑场要救父亲时,已经晚了。提前行刑,可是犯了律条,孙徵兰自己知道麻烦惹大了,直接带了随从逃了躲藏起来。后来,朝中位大臣在皇上面前为孙徵兰求情,力保孙老官,孙徵兰才挺过了劫难,回京继续为官。这件事虽然没有见到正史的记载,但是在朝歌流传很广,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孙徵兰在京城做官刚正不阿,被派到南方去做福建道监察御

史。这是孙徵兰一生中的重要经历。那么,监察御史是个什

么性质的官呢?监察御史要做哪些事情呢?

     

    明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孙徵兰经考试选拔,被派到南方,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明朝为了掌管监督地方官,立了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都察院在全国设了十三个道,给每个道派出监察御史,叫做“巡按御史”,全国总共一百一十人。我们看古装戏,往往在剧情的高潮处,矛盾激化无法收拾的时候,谁出来了呢?八府巡按。这个八府巡按就是监察御史,官品并不高,正七品,相当于县令,一个月的俸禄是七石五稻谷。但是监察御史是皇帝派过来的,他是代天子巡狩,权利大得很。他管两件事:一个是弹劾,一个是建言。纪检、组织、公安、法院的职能,都集中到监察御史身上,他有权大事奏裁,小事主断,对地方官员可以直接处理,不用一层层请示。所以官位虽不高,但权势很大。

明朝的时候对地方官员的监管非常严,发现贪腐行为,惩罚也最狠。比方明律规定,官吏受贿枉法,贪赃一贯钱,要罚“杖刑”七十。一贯就是一千个钱,相当于一两银子,在大概顶现在的人民币六七百元钱。贪赃六七百元钱就要罚用板子打屁股七十下。要是贪赃四十贯了,斩,要杀头。贪污数到六十两,要“枭首示众”,把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有时还有“剥皮之刑”,把人皮剥下来,把那个人皮里面塞满稻糠,挂到衙门口,警示后人。所以当时监察御史是很厉害的。对监察御史人选的挑选上也是很严格的。

孙徵兰在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个位置上都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还很少,但是按照孙徵兰的才华、他的性格,还有他后来被提拔升职的情况看,他在监察御史的位置上肯定是政绩卓著的。因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提拔,被提升为四川布政使司参政。四川布政使司就是四川的省政府。明朝不用“省”这个称呼,因为元朝实行的是行省制,明朝要和元朝区别开,他不叫省。他的省一级由中央派出的三司来管理。三司是: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孙徵兰升为布政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四川省副省长。

孙徵兰出道晚,三十七岁才开始踏上仕途,但是他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干了很多事情。他能文能武,统领军队,开疆拓野,“在邛州峨眉开疆一百余里”。据史料上记载,他经带领“绵道军,分守上川南道,史书上说他“严振军纪,善用奇兵,制服流寇”三巴(巴郡、巴东、巴西)一带的社会安定是有功的。

  

孙徵兰无论是当监察御史,还是当四川布政使司参政,他都

干得风生水起。然而就在孙徵兰的人生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

时候,他的仕途却戛然而止,满怀忧伤的回到故里,在朝歌

养老赋闲。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政治生涯突然中断,他

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老还乡的呢?

 

孙徵兰回朝歌,一般来讲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年老退休,第二个可能是因为改朝换代。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为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明朝灭亡,孙徵兰作为明朝的地方高官,不得不逃回家乡,隐居山林。还有的学者把他说成反清复明的英雄,认为他在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期盼能够恢复大明的统治。这些学者所列举的证据,无非是从孙徵兰的诗歌或题词中寻找一些线索,看到哪句话里有一点落魄情绪的,就认为他有反清思想;哪句话有日、月等字的,都被说成是隐喻“明朝”。比如说,孙徵兰在朝歌城西孙家寨山头刻了“印月峰”三个大字,在武公祠留下摩崖石刻中有“圣从川眉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在云梦山水帘洞口摩崖“天开道眼,山透玄心”,也都被赋予了政治意味,说成是孙徵兰“身在清而心在明”。好像孙徵兰晚年胸怀政治抱负,夙兴夜寐,无时无刻都在为了打倒满清统治、恢复明朝天下。

但是我们如果深入探究,就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清朝是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灭掉的,特别是北方和中原地区、四川一带,早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就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清军入关后,在河南、山东一带与清军交战的也基本上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不是明朝的军队。清军多尔衮打下燕京后,下了两道令,一道令是为崇祯皇帝安葬服丧,另一道令是提出四个字“除暴救民”。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倒是大清的多尔衮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他这个意思很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崇祯是农民军给推翻的,我大清过来是替明朝收拾残局的;张贴告示“除暴救民”,这个“暴”就是指农民起义军,清军表面上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大明。当然,这是清军的策略。在中原地区,清军基本上没有与明朝直接交手;第二,甲申年五月,崇祯皇帝的堂兄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帝,叫弘光帝,成立了南明,但是这个南明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是“联虏平寇”。这个“虏”是清军,“寇”是流寇,指的起义军。“联虏平寇”意思是要联合清军,明和清联合起来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

朝歌所在的中原地区没有发生过像样的明清冲突。那么,孙徵兰为官的四川是什么情况呢?答案是四川和中原情况相似。崇祯吊死前的好几年,四川都处于与农民起义军另一个首领张献忠的拉锯征战中。当时发生的“张献忠屠川”更是震惊全国。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杀人无数,杀人还杀出很多名堂,手段令人发指。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攻下一地,就把抓到的人全杀完,他从川东杀向川西,于甲申年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学者考证和《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26万3千户,人口312万,到了清朝第一次清查人口时,全四川只剩下8万多人。民国编修的《温江县志》记载温江一个连杀带逃只剩下32

孙徵兰担任四川布政使司参政的三四年时间,四川正处于张献忠的侵扰之中。为什么孙徵兰当副省长,是个文官,反倒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有开疆拓野的战功,就是因为他要跟张献忠打仗。张献忠打胜了,在四川成立“大西国”,自立为帝,四川布政使司不复存在,孙徵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逃回老家的。被流寇所破,无疾而终,自我解散,这个经历在孙徵兰看来不怎么光彩。所以,后来孙徵兰对做布政使司参政这段经历,有点讳莫如深,不太怎么提。

 

孙徵兰晚年回到家乡,在朝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有的

学者把他这十年,说成是“反清复明”的十年,认为他对清朝

的统治始终在反抗在斗争。史实真的是这样吗?孙徵兰“身在

清朝心在明”的说法有依据吗?

 

从以上我们说的情况可以知道,历史有它的复杂性。由于早在崇祯吊死以前的三四年间,中原地区就已经是李自成起义军的天下了,清军刚开始入关的几年,从表面上看,清军和明似乎是站在一起的,他们的共同对手是起义军。你看,清军说要“除暴救民”,南明的弘光帝说要“联虏平寇”。在中原地区,没有看到过有前明的官吏举旗与清军对抗的记载。

孙徵兰是明朝的官员,是“流寇”张献忠结束了他的仕途,迫使他逃回家乡隐居的。说他回家乡养老期间还在日夜思考着推翻清朝,恢复大明,赋予他特别沉重的政治抱负、特别高尚的民族气节,显然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晚年回到家乡直到去世,十年时间里,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很高调的,与清朝的县官关系很好,互动频繁,丝毫没有不共戴天的情绪。他是当时县里的士绅、场面上的人物。他在朝歌的山山水水留下那么多摩崖,孙徵兰的名字刻得到处都是。著名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上,还是由他与县知事常山钧共同题款。他回乡的第三年(清顺治乙酉年,1645年),他的侄子孙宜孙考中举人,县衙出资为他建了一座牌坊“搏九坊”;他的儿子孙隆孙清顺治八年(1651年)考中举人,县衙建牌坊“图南坊”。同一年,他还和知县柴望共同修建青龙阁。所以,要说他立志反清复明,把他说成复辟前朝的斗士,我们没有找到什么迹象。我认为不必要给他贴上反清复明的标签。

当然,孙徵兰对他当大官时候的风光,肯定是留恋和怀念的;在官位上那是什么感觉,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回到家乡,养老赋闲,肯定也有很大的失落感,这都是人之常情,不一定都与政治挂钩。

孙徵兰很有才,棋琴书画,诗文建筑,无所不通。他的诗写得飘逸豪放,意境幽远,著有《香国楼诗集》,颇有些将军加诗人的味道。他的书法更好,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通“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原本竖立在朝歌城南关驿道旁,一丈多高,孙徵兰书写,遒峻苍劲,力透石背。他不惜重金,在县西太行山搞了很多摩崖石刻,点缀名胜,使山河顿时增色。古灵山东崖绝壁、武公祠、孙家寨、云梦山、卫辉香泉寺等处都留有他的墨迹,有的雅秀刚劲,结构匀称,有的气势磅礴,风肥劲健,功力雄厚。最引人注目的,是云梦山水帘洞口的那副《仙洞偶笔》二首,狂草,如行云流水,蛟龙腾飞,惊鸿展翅,飘放、洒脱而雅丽,最能代表他的书法风格。

 

孙徵兰才华横溢,对家乡山山水水充满了热爱和真挚的感情。

他的性格中,还有桀骜不驯的成分。满腹的才华使他做事能

够汪洋恣肆、游刃有余,有时做出些超出常规的事情。那么,

为什么人们称他“怪才”呢?百姓间流传了哪些他的故事呢?

 

   孙徵兰性情耿直,桀骜不驯。才华超群的人常常脱离常规,做出些常人难理解的事情。在朝歌民间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下面讲其中一件关于修建青龙阁的事情。

永乐至弘治年间,与朝歌一河之隔的浚县出了一个官,名字叫王越,王越在京城当过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上将。此人文韬武略,才华出众,曾统领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还写一手好诗文,曾经有人认为岳飞的词《满江红》并不是岳飞写的,而是三百多年后的王越写的。但是王越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比方说在卫河上修云溪桥的时候,他让把桥洞留小些,使得通天津商船无法通过,必须重新装船,当地人好挣些搬运费。王越仗势淇县的庆丰、德化等八社割划给浚县。王越还定下“淇河浚地”的规定,把作为界河淇河河底归浚县所有。对此,好几淇县人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旧时唱戏的时候,在河东(浚县),戏中王越的扮相是红脸,河西(淇县),王越就被抹成白脸。

于是,到了孙徵兰的时候,他要想法回敬一下。据说有一次,他忽然觉得眼跳耳鸣,掐指一算,原来是太行山出了一条青龙,正从地下向淇河以东拱去。如果这条龙拱过河,浚县就要出一大批官儿,多少呢?三斗芝麻五斗米那么多。他怕浚县出官,压住淇县这边,就采取了一种“破法”:在河口村淇河岸一座“青龙阁”,压住青龙。修青龙阁需要大量石头,而河口村地处平原,哪儿有这么多头啊。时间又很紧,必须抢在青龙过河前修好青龙阁。怎么办呢?孙徵兰四处张贴告示,高价收购石磙,一斤小米换一斤石磙。这石磙的价格也出的太高了。短短几天,几十里以内的石磙都被老百姓送了来。结果孙老官称石磙重量用的秤大,多大呢?用木梁做的大秤石磙一过称,大的半斤,小的才四两,送石磙的后悔也不行了用石磙垒基础,青龙阁很快建起来了但是还是稍微晚了一点,两条龙须已经拱过淇河。于是浚县卫贤集上仍然出了郝御史、孟都堂两个大官。

孙老官还组织一批一批的群众,去浚县赶会,住到浮丘山老奶庙里,白吃白喝。为什么呢?孙老官告诉群众,说南山老奶娘家是淇县骑河黄庄的。南山老奶就是碧霞宫供奉的碧霞元君“娘家人”去了,理当接受礼遇款待。后来,浚县人受不了了,就也纠结团伙,抬着南山老奶头神,也来淇县骑河黄庄又吃又住,说是“回姥姥家”。

孙徵兰的子孙人才辈出。儿子孙隆孙,清朝举人。他的侄子孙白孙,成绩优秀被选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后来当官升至福建泉州府通判,在执行运粮公务中殉节,事迹被记入“国史”。侄孙孙振仍也很了不起,先后任陕西西安府抚标右营守备、山西大同守备,正五品,因为战功卓著,皇帝授予“明威将军”。重孙孙鲁峰,官至广东雷琼道按察使司副使通判、高州府知府。

 

参考书目:

1、《淇县志》,明嘉靖二十四年。

2、《淇县志》,清顺治十一年。

3、《淇县志》,清乾隆十年。

4、《淇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5、高遐昌:《明威将军孙振仍墓志铭》,大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手抄本

6、王铎:《孙赠公合葬墓志铭》,大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手抄本

7、苏浵:《孙鲁峰墓志铭》,大清乾隆二年(1755年),手抄本

8、原瑞琴:《大明会典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8月

9、《张献忠大屠杀之真相》,《百度文库》。

 

10、何锐:《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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